来扒一扒古代的相亲大会

　　现代很多大龄剩男剩女都会通过相亲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，事实上，在古代，相亲也是男女婚姻的选择途径。那么，古代的相亲大会与现代有何差别呢?下面，不妨跟随三九图老师小编从男女相亲的故事中，看看所谓的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是何意!

　　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是正统

　　唐宋以前,婚姻嫁娶一般要经过纳采(送礼、求亲)、问名(询问女子姓名、生辰)、纳吉(到女方家送礼、订婚)、纳证(男方向女方送聘礼)、请期(定婚期)、亲迎(成婚)等环节,古称六礼。到了唐宋以后,六礼已减为三礼,即纳采、纳币、亲迎。

　　但无论怎样,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、婚前不能见面”等规定,都是政府倡导的。但政府倡导的风俗习惯也开始逐渐动摇,甚至出现了“非诚勿扰”(电视里常见的抛绣球选女婿)以及“万人相亲会”那样的相亲节。

　　南宋吴自牧的《梦梁录》载:“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,或借园圃,或湖舫内,两亲相见,谓之相亲。男以酒四杯,女则添备两杯,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。”意思是男子带着礼品到女方家里,或在园圃里,或在湖上,双方见面。桌上,男方放四杯酒,女方放两杯酒,以表示男强女弱。在觥筹交错、酒酣耳热的背景下,男女青年一生的幸福就这样被决定了。

　　这些资料都说明啥呢,就是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、婚前不能见面”等规定是政府倡导的。

　　可现实中,很多风俗习惯是会随着社会形态所改变的,比说说好的“婚前不见面”,还有即将要介绍的“相亲大会”,这些可都是对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的颠覆啊。

　　古代的“相亲大会”

　　古代“情人节”一般有三个:元宵、上巳、七夕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,传说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。这一天,藏在深闺的女子和青年小伙子都纷纷外出踏青,她们在河畔嬉戏、插柳赏花,如杜甫所说“三月三日气象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”。

　　而男子们也分坐河渠两旁,在上游放置酒杯,酒杯顺流而下,停在谁的面前,谁就取杯饮酒,以曲水流觞的方式吸引意中人。如果双方对上眼了则一起漫步灞上,折柳相赠,啸声不断。

　　如果说农历“三月三”是古代白天的相亲节,那么“元宵节”则是古代男女晚上的相亲节。

　　元宵节晚上,古代青年单身男女走上街头,借赏灯、逛花市的名义,月影疑流水,春风含夜梅,男女彼此也心照不宣,会用眼角余光偷看异性,心里七上八下,但又憧憬着那份“灯下邂逅”的心动缘分,自有一番“众里寻她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浪漫。

　　单身男女一旦看上心仪的人,便会请朋友上前自报家门,如对方也有“眼缘”,那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。然后彼此留下姓名、地址———尽管当时没有手机。

　　双方回家后各自禀告自己的父母,于是父母大人便可按照“明媒正娶”的程序,“热热闹闹”而且“严肃认真”地走一下过场,直到把这个“灯下缘分”送到婚姻洞房。

　　古代还有一个“七夕节”,很多人认为这个也是古代的相亲节,其实,这个节在古代是夫妻节,不过被当下人当成“情人节”来过,实在是谬误,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,情人与夫妻泾渭分明,牛郎织女更象是分居两地的夫妻。

　　古代格调最高的“相亲会”

　　在古代,除了“三月三”、元宵节这样属于普通老百姓的相亲节外,还有一个十分高端的相亲节,那就是“同年大会”,即“新科状元”相亲节,不过这个所谓的高端“相亲节”,是专门为古代权贵们挑选女婿而设立的,尽管如此,这个“高端相亲节”却没有古代老百姓相亲节那样温情脉脉,文明礼貌,而是充满了暴力,有时还上演“全武行”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　　唐朝时,每逢朝廷举办科举考试,全国秀才们奔赴长安。

　　发榜那天,参加应试的秀才都挤着去看榜,凡中了进士的,便凑钱一起到当时长安城景致最好的曲江池畔,举行“同年”大会。

　　唐代进士非常难考,报名应试数十万人,最后录取的进士却不过几百人,考上的就显得特别“金贵”,于是,就在新科进士举行“同年”大会这天,城里权贵家的待嫁美女便倾城出动,涌向曲江寻找意中人。

　　如果相中了,就告诉有权有钱的父母安排去提亲,而且大多是当即举行婚礼。

　　不仅王公勋贵这样,甚至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,也加入其中,当然皇帝手里有特权,可以在借“赐宴新科进士”之机,为自己的女儿挑选驸马。

　　不过,公主挑选的一般都是状元郎。

　　但是,每年新科“进士”少,而皇帝、王公贵族以及富豪家里未嫁的女儿特别多,面对如此“僧多肉少”、“供需矛盾突出”的局面,京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,在皇帝挑选完后(没人有胆量跟皇帝挑女婿),干脆直接命令家丁们去抢女婿,有的甚至由此还引发群体性斗殴。

　　北宋首都开封就发生一起,不过不是斗殴,而是“抢错”了,咋回事呢?进士发榜那天,一个叫曾文斌(新科进士)的小伙子正在看榜,突然被十多名壮汉架起来,并簇拥至兵部尚书之家。

　　被架起来的曾文斌既不拒绝,也不喊叫,而是欣然前往。到了部长家,曾文斌才被放下来,不多时,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,问道:“我只有一个女儿,长得并不丑陋,愿意嫁与公子为妻,不知可否?”

　　曾文斌听完后,不急不忙地深深鞠了一躬,说道:“我出身寒微,如能高攀,固然是件幸事,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,怎么样?”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,随即散去。

　　由于在“同年大会”相亲节,大多数单身新科进士大多都会被皇帝或权贵们选为女婿,于是,在古代“金榜题名”和“洞房花烛”总是密不可分,而且自唐朝以来延续了一千多年。

　　“郎财女貌”在古代并不吃香

　　古代富豪选妻子，可不会这么简单草率，婚姻大事，岂能钱情交易当儿戏?而是要考虑诸多配置，比如是否符合门当户对、联姻策略、聘礼与嫁妆对等、女方识字率、品貌等原则，“郎财女貌”在古代并不吃香。

　　传统戏剧里，像牛郎织女、陈世美与秦香莲等，之所以均是悲剧，门不当户不对恐是根源。我无意贬低其中的真善美元素，只是就客观现实说一个道理，你让一个名门闺秀嫁给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夫，她会幸福吗?

　　另外，儿女婚姻历来也是父母及家族的一种策略，上到皇帝用公主和亲，下到庶民“嫁娶先近邻”(白居易)，无不体现了多种登对配置的重要性和策略色彩。

　　实际上，官员与官员家族联姻，官员与富商家族联姻，以及“亲上加亲”或“累世婚姻”等，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
　　洪迈曾讲述黄左之的故事，黄左之1180年赴京城赶考，遇见一位姓王的富绅，二人成为好朋友，王不但供给黄左之生活费用，还许诺如果黄左之通过了考试，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。黄左之后来果然中了举，得到新娘和500万钱的嫁妆。

　　这个故事既寓意婚姻投资策略，又寓意聘礼(中举进仕途)与嫁妆的对等。有500万钱嫁妆作保证，起码可以使新娘子不会因为是商人女儿而被夫家瞧不起。

　　试想一下，若一个富豪单以“女貌”选择应选女子，而不考虑其他配置，那么，他的婚恋观就很难被人认同。

　　《新唐书》说：“敬宗饕沓，遂以女嫁蛮酋冯盎子，多私所聘。”“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，多得赂遗。”《大唐新语》说：敬宗“又纳资数十万，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(子)”。

　　“九陇本皇家隶人，敬宗贪财，与之婚姻，曲为九陇叙其阀阅。”他将一个女儿嫁给富豪冯盎之子，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本是皇家奴仆、后升监门将军的新贵钱九陇的儿子，为儿子娶的则是名将之后，动机虽说都是贪图钱财，但不排除有门当户对、联姻策略的考虑。

　　图老师说：通过以上的文章，大家是否对于男女相亲的爱情会有更多的认识呢?现代很多人会觉得相亲的爱情不是最好的，事实上，人总会有一个相处的过程，如果不去尝试，你又如何知道属于自己的幸福究竟是啥样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