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ichard Stallman在清华大学的讲演提要z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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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章由Turbolinux中国公司提供 大家好!很高兴能够来到中国。看到在座的有这么多自由软件的爱好者和追随者,我感到自由软件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,你们将是中国自由软件未来的希望。今天,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自由软件和GNU的发展。 当人们要问:这个社会使用软件的规则是什么?考虑这个问题的通常是软件公司的人,他们完全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。他们为了管制住别人不从他们身上拿走钱而制定这个规则。 早在70年代, 我就关注这个问题。当时我们这些程序员们是在一起合作共同分享这些软件成果。正因为如此,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。我们的社团是这样工作的:我们会从斯坦福获取最新的程序软件,或者一些源代码去写一些更好的程序,来解决一些原有的问题。或者你可以用那些源代码去实现你的想法,写一段更好的程序,甚至你可以切下一段程序用于你工作的另一段程序上。人们把这个称为软件的再利用。这样你可以把一段程序用于很多方面。这是我们这个社团致力于的方向,也可以称之为对人类知识宝库的贡献。 我们并不针对任何人,相反我们是为所有人工作的。我们这个社团包括MIT的实验室人员,还有象斯坦福和康尼伯格大学的人员,甚至一些计算机公司的人员也加入我们的行列。但我们这个社团与计算机使用者不同,我发现了一些计算机使用者最关心的问题。 举一个例子,施乐公司当时送给MIT一台激光打印机,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,因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,MIT成为除施乐公司以外的唯一一家拥有激光打印机的单位。这台机器性能非常好,打印清晰度高,不象以往的打印机那样竖线会发生扭曲,线条打印得笔直、漂亮,它是由计算机控制的。但它也有很多问题:如经常卡纸。这种情况下,我们知道怎么办,以往的打印机也会出现经常卡纸、清晰度低的问题,我们无法改变打印速度慢、卡纸的问题,但我们是软件工程师,我们可以用软件来你弥补硬件的不足。比如打印作业完成后,我们可以用程序提示:“您的打印作业已完成”,这样打印者不用再等多余的时间。另外我本人也专门写了一段关于卡纸的提示,一旦卡纸便会通过屏幕告知打印者卡纸了。或者打印机出问题了,系统会显示:“机器故障,需要修理”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,你必须马上去修理,也许不会有任何别人来帮助你,但是有时会有两三个人同时到达打印机,他们之间可以互相帮助,共同修理。事实上,我们把打印机当成整个系统的一部分,保证系统整体稳定运行。所以当新的打印机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,我们也想做类似的软件修改。可是问题出现了:新的施乐打印机是用施乐专有软件控制的,我们没有源代码,连最基本的修改都做不成。我们都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,可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人们对这台打印机感到很头疼。也许你打印后半个小时去看,却一张纸也没打印出来。又过了半个小时你去看,却发现一直在卡纸。于是你修理好了卡纸,回去又等了半个小时,心想这回成了,却发现打印了200页别人的东西,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然而最令我们感到头疼的是有人故意不让我们把这台机器做得更好。当时我听说康尼伯格大学的一位同事有这台机器源代码的拷贝件,所以我去了他在匹兹堡的办公室想向他索要一份源代码拷贝件,他拒绝了,他说:“我已经承诺不会向任何人提供拷贝件”。我非常气愤,但是没有办法,只能扭头走了。这对于MIT的员工来说是一种悲哀,于是我们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,机器也一直这样坏下去。相反这件事对我是个不小的触动。康尼伯格的那位工程师拒绝与我合作,也拒绝与你们合作,他是在背叛我们全体。 这是发生在1981年的事。只是因为他签署了一项不对外泄露协议,他在背叛全世界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对外泄露协议,我是受害者,我的实验室也是受害者。很多软件工程师都会遇到被要求签署不对外泄露的协议,而且会有很多诱惑和好处会诱使他们这样做。人们会对自己做过的错事找各种借口,很多人都这么做,为什么我不能呢?但是我不会签署这样的协议,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实验室是受害者。尤其是你并不知道你会伤害谁,也许会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如果有人送给我一个很好的软件,但要求我不对外泄露,我会感谢他,但告诉他良知不让我这样做,我宁愿不要这个软件。到现在为止,我从未在已知的情况下签署过任何不泄露协议。 在70年代AI实验室的成立可以说是计算机领域的悲剧,AI实验室开始编写专有的程序,使得我们原有的共享的源代码变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。除非你签署了不对外泄露协议,你根本无法在一台先进的计算机上工作,因为他们编写了ISS(不兼容软件系统)。我原有的社团环境已经不存在了。我将如何做?或许可以随历史潮流,也签署不对外泄露协议,并编写专有软件,我也可以此为生。但是将来回顾这一段,我是在用一生建筑分割人们交流的高墙。但我不能这样做。另一个选择是离开计算机行业,但很多程序员认为离开计算机会挨饿。但今天的美国仍有几百万人与软件无关。我的专长就是编程,我相